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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看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国产红旗轿车后，赞美之词脱口而出：beautiful!
拜登似乎对国产红旗轿车非常感兴趣，刚刚赞叹完，又不自觉地将身子微微倾斜，仔细端详轿车的内部结构，似乎想要对比一下，究竟是自己的座驾凯迪拉克野兽好，还是中国的红旗好。
此新闻一经报道，在网上疯传，经过发酵，霸屏各大平台热搜榜，引发轩然，网友们瞬间炸锅了，在骄傲和自豪的同时，纷纷前往评论区双击666。
其实，提到红旗轿车，就必须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红旗轿车造型设计师吕彦斌。
吕彦斌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生活举步维艰，不得不借住在北平的伯父家，开启中学阶段的学习生涯。
从小经历过家庭变故的吕彦斌非常懂事，踏实肯干，勤奋好学，希望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有朝一日能进入自己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深造。
常言道“人生若是一帆风顺，又怎来的迎难而上”，只有让吕彦斌不断吃苦受难遭受磨难，才能够锻炼出他超出常人的意志。
就在吕彦斌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北平境内比较有名的大学为了免受战火的波及，都纷纷迁往西南腹地。
就在此时，就读于西南联大的哥哥声称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即将前来该校任教，希望吕彦斌能够前往昆明继续学习。
只可惜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那时已经跑去四川李庄搞调研去了，吕彦斌就这样与建筑系的大师失之交臂。
更让吕彦斌失落的是，那时的西南联大既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建筑系，也没有自己在意的土木工程系，迫不得已，他只能选择了机械系。
吕彦斌不知道的是，从此开始，命运这只神奇的手已经开始颠倒他的命运，让其彻底与过去告别，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还未从西南联大建筑系毕业的吕彦斌怀揣着还没有熄灭的建筑之火，回到北平，进入了清华大学。
得知自己的偶像也在清华大学后，吕彦斌向系主任请示，允许自己选修梁思成讲授的建筑课程，以圆自己的梦想。
1951年，天津汽车制配厂成功试制出四缸汽油发动机后，决定大展身手，准备研究出自己的轿车。
厂长得知吕彦斌以前学的是机械系后，立马找到他，希望他能够依托自己工厂生产的发动机，设计轿车。
厂长不知道的是，吕彦斌当年所在的学校只有火车系，压根没有汽车系，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汽车相关知识的系统教育。
吕彦斌千方百计从修理厂淘来了一个旧轿车的底盘，然后照此画出了一张轿车整车的外形图。
清华大学重视实践的优良传统、吕彦斌学习的钳工课程以及业余时间制作飞机模型的经验，按照自己制作的1:8的木头模型，很快制作出了一辆轿车。
这里不得已提一句的就是，在设计轿车的过程中，吕彦斌手下一名天津籍的实习生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了后来红旗轿车的设计师，他的名字叫程正。
就在天津汽配城刚刚试制出轿车的时候，已经成立近一年的北京汽车筹备组临时借调吕彦斌前去设计一款不改变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噶斯67B的中国式吉普车底盘与发动机，只重新设计车身的汽车。
吕彦斌凭借自己在天津做轿车的经验，画了张三维图，然后以此做出了三个形式各样的木头模型。
只可惜，当吕彦斌将这三个耗费了自己大量精力的模型交给筹备组组长胡亮时，却被告知这一个项目已经被取消了。
不过那时的一汽厂子还是一片荒地，全厂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五天后的奠基典礼。
吕彦斌刚刚到两天，副厂长孟少农就找到了他，要求他配合石匠将教员的题词刻在奠基基石上。
虽然当时奠基基石已经准备好，但还得根据“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这十四个字的题词计算出基石的面积和字的大小、间隔。
由于时间紧，是万万不能出错返工的，吕彦斌和雕刻师傅连夜赶时间，终于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奠基典礼当天，一汽挑选出的6位新中国新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将奠基基石成功放在了基座上。
1954年7月1日，孟副厂长为了两个月后的展会开幕式，再次找到吕彦斌，交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让他绘制里面零件可以是各种颜色，车身是草绿色的解放牌汽车结构图。
孟副厂长得知吕彦斌的苦恼后，给了他一套图，并提出了新要求：结构图要有立体感、要分颜色，零部件画得越多越好。
吕彦斌虽然跟随梁思成学过如何绘制透视图，但那是用来画房屋的，不是用来画汽车的。再说了，孟副厂长要求画的解剖图，还要求把发动机的活塞环、传动齿轮、刹车系统、悬挂系统都要反映出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时间紧，任务重，难点多，吕彦斌没有很好的方法，只有没日没夜地赶工期，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将图画好，交到了孟副厂长的手里。
吕彦斌向参展回来的观众打听他所绘制的图片反响如何，得知参展的外国人都对能画出这么小零部件的图纸感兴趣，以至于都不相信是中国人画的，最后还是一位对中国有印象的外国人背书，大家才鼓起掌说道：中国人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1955年，一汽的厂房都还没有盖好，孟副厂长又迫不及待地找到已经分配到设计部的吕彦斌，让其设计一个用于次年7月15日开工典礼的纪念章。
最终，吕彦斌带着孟副厂长挑选出的方案图，来到上海，找到以前刻袁大头的陶老师傅，两人前前后后干了20天，反反复复刻了两三次，才达到一定的要求，试压满意后才返回。
1956年2月，吕彦斌被派往设计处中人数最多、分了汽车造型组和附件组的车身科担任科长。
在美国福特汽车工作多年的孟副厂长，希望吕彦斌能设计出一款像福特公司厂标那样越老越值钱，只要一看到，就会相信你车质量的商标。
吕彦斌感觉此事非同小可，责任不是一般的大，于是立马向孟副厂长询问设计主题思想，孟副厂长要求看起来通俗易懂，能体现国家民族形式。
吕彦斌花了很久，前前后后设计了六七十个方案，最终经过多次开会研究讨论，最终选中了一个，并很快用在了解放牌汽车的连杆和螺丝帽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一汽标志。
设计处副处长史汝楫带着吕彦斌和另一个工程师前往北京去找样车，最终选中了法国西姆卡中级轿车。
几人经过商议决定，在不改变该车结构的前提下，换用德国奔驰190的发动机，再搭配自己设计的车身。
在孟副厂长的统一指挥下，吕彦斌带领造型团队绘制出多种彩色效果图，经领导敲定最终方案后，将其做成模型，然后根据模型，手工敲出一辆样车。
东风轿车尾灯为宫灯，前头是龙，两边是教员题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再加上“东风”两个中国字，在那个时代来说，能够说是相当时髦拉风。
不过，很快一汽就听说北京副件厂非常有可能改成北京汽车制造厂，要给中央设计高级轿车。
1958年8月，一汽得知某某大使馆有辆美国克莱斯勒高级轿车，后来被人民日报买去用作送饭，最终辗转到了吉林工大。
一汽为了抢时间，赶进度，忽略了许多工序，直接做成1:1的大油泥模型，用了一个多月就做出了样车。
不过大家都清楚，这样的操作，是很难出精品的，过程中必然忽略了很多潜在的问题。
1959年，孟副厂长组织成立了28个突击队，攻坚克难，解决了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很多质量上的问题，重新设计出了CA-72型红旗轿车。
在此期间，吕彦斌找了梁思成、林徽因以及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查找民族形式资料，最终找印尼大使馆寻找样车。
当大使馆门口的司机得知一汽要给中央做红旗轿车后，非常配合，直接将二十多辆高级轿车、中级轿车开到很远的地方让吕彦斌研究。
吕彦斌花了两三天时间，拍摄了十几卷胶卷，他认为美国车基本都是两排座的大车，但也不是不可以改成三排，这为日后设计三排座位的汽车，提供了参考。
随后，一汽又购买了福特林肯以及通用凯迪拉克，再加上原来的克莱斯勒，就有三辆可供研究的样车。
吕彦斌建议，一汽可以吸取这些车的元素，前部仿林肯，中部仿克莱斯勒，后部访凯迪拉克。
1964年，史汝楫带着十几个人成立了轿车长，任副厂长，提拔吕彦斌为轿车长设计科科长，主持设计CA-770.
起初，警卫局局长要求“一号工程车”的外形要跟一般红旗车一样，这样出入才不会显眼，并对车的长、宽、高等重要指标作了具体要求。
该车后半部分是密封结构，相当于冷藏室，对温度有严格要求，吕彦斌为此找到一位空调师，在里面安装上了空调设备，暖气冬天用，冷气夏天用。
不过吕彦斌并没有闲着，始终保持对一汽的关注，并绘制了多款红旗、解放车型的大型整车立体解剖图，多达26幅。
据说，退休后的吕老闲暇时，经常独自一人在大街上闲逛，将自己看到的一汽车型一笔一划地描绘出来。
后来，吕老将自己的全部画作都捐给了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一汽，留下了一段佳话。
如今红旗轿车慢慢的变成了国货之光，受到慢慢的变多人的喜欢，就连美国总统拜登都为其打起了广告。我坚信，在我们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很多领域一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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